当你走进凫山文化群，就会听到乡间自豪的传唱：黑风口，龙马道，沥沥拉拉的爷娘庙。是指西起微山湖畔凤凰山下的两城陈庄伏羲女娲陵，东至滕州大坞染山伏羲庙，沿凫山山系逶迤数十公里众多密集的古代伏羲女娲祭祀建筑遗址。当然，其中核心部位也是全国最大规模的还是邹城郭里羲皇庙。这里自然山水与历史人文和谐交融，遍布东夷昊族生发的足迹，留下世世代代的纪念遗存，成为我们研究和体验中华始祖——伏羲女娲文化的重点首选之地。

 

　　凫山氤氲的传说
　　《诗经·鲁颂》歌唱鲁国山川形胜时，继“泰山岩岩”和“奄有龟蒙”之后，则言“保有凫峄”，将凫山与泰山、蒙山、龟山、峄山一并称为鲁国五大名山。凫山山系属泰沂山脉西麓余脉的独立支系，位于邹城、微山、滕州交界处，多属邹城地界。大小山头60余座，主要山峰10余座，绵延30余公里，周长80多公里。峰坳错落，峪地相间，属低山丘陵、华北台地形。主峰为东凫山、西凫山，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将凫山一劈为二，分为东西二凫山。整体山脉东西走向，西连微山湖，东接峄山。古云“群峰衔接，络绎不绝，远望若水上之凫”，因山系总貌像水上结队而游的鸭子，故名凫山，亦名承雀山。还有说凫、伏音同，亦可称伏山、伏羲山。追根溯源还是自25亿年前的泰山造山运动开始，经亿万年沧海桑田，褶皱隆起，升降沉浮，蕴积了地球的力量，海洋的作用，风雨的洗礼，日月的造化，成为耸立鲁南的秀丽山川，成为氤氲万物与人类的家园。
　　原生态的西凫山面貌保留至今，好像一座森林公园。远望似圆鼓形，平阔的山顶下分八梁八坳，伸展四面八方，因而传说太昊伏羲上观天文，下观地理，近观人间，远观万物，在此始作八卦，所以又称“八卦山”。这位先祖生活劳作所用的 “皇井”、“石盆”开凿于岩石之中，至今清水盈盈，四季不涸，垂手可掬。岩石上不仅留下马蹄坑窝，也留下传唱不衰的歌谣：“凫山好，凫山好，凫山顶上有马跑。只见蹄印不见马，跳入皇井不见了。”奇特的还是那条“天街”，路口岔道自然天成，蜿蜒百余米，横宽三、五米，犹如人工精心采用大块卵化石铺设而成。大抵由于其中奥妙难解，才出现民间传说的揭示——那是因为伏羲终日劳苦，旋转八方，将乱石岗踏成平坦的大道，青石板也捻成银盘式的斑点，足迹永远印在山顶上。
　　东凫山海拔244.4米，比西凫山稍高一点。山上不仅有吕公洞、易泉洞等美丽景观，最吸引眼球的还是女娲炼石补天处。虽然西凫山也有类似的五彩石、卵化石，但不及东凫山绚丽。厚达四五米的熔积岩层，像一条巨大的彩带维系山腰，虽然裸露风化亿万年，仍然五彩缤纷、鲜艳如洗，特别那云蒸霞蔚、液态熔炼般的感觉，更让人浮想联翩，心旷神怡，悠然而生女娲炼石补天的无尽遐思。
　　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不仅率领先民战天斗地、征服自然，更为瑰丽神奇而传唱不衰的还是伏羲女娲兄妹为婚诞育人类。远古洪荒人类灭绝，为了繁衍后代欲想结为夫妻，但又觉得羞耻，便向上天祷告，若两山的云烟聚拢即为天意所使，话音刚落，果然实现;女娲又提出第二个条件滚磨成亲，二人分别从东、西凫山顶各把上下一扇石磨滚放下来，两磨果然合在一起，不仅“天作”而且“地合”，终于结为夫妻。合磨地点就在东西两凫山之间的龙溪沟南端——龙潭水库的南岸，俗称“老磨台”或“老龙台”。现为高5米、方圆900平方米的土丘，被称为天、地、人三才聚焦的场所。从而不难理解儒家易学为什么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先哲岂不正是从三者的结合而构建互动和谐的天人宇宙系统吗?当你站在老磨台上，似乎听到古老的歌谣萦绕在山水合抱的地方：东凫山，西凫山，天连水来水连天。多咱哭到黄水干，黄水干了立人烟……
　　出土文物作证
　　面对此情此景，总感觉单学科的考量难以解释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自然人文双遗产”的壮丽交糅在这里得到展现，山川风物与民俗传说在这里相濡以沫，演绎得天真烂漫、趣味盎然。毕竟处于汶泗流域、邹鲁地区的腹心地带，不愧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区系的一颗明珠。全国著名的大型原始文化遗址围绕其中，北有王因，东有野店，南是北辛，西部更多的龙山文化遗址星罗棋布。足以推至万年之前的居民开篇。春秋《左传》又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这四个小国的地望正是今济宁地区的范围，皆属太昊“风(凤)姓”后裔，主持太昊和济水神的祭祀，以其古老的身份与资格帮助建立和稳定华夏中原各国。这说明汶泗邹鲁不仅是太昊伏羲氏族的发祥地，而且大汶口文化就是东夷太昊伏羲氏族创造的文化。
　　正因如此，当地汉画像石雕刻家们不仅把伏羲女娲作为人间社会的“百王之先”，也定格为阴间冥府的“百神之王”，统摄天上、地下和人间。郭里高李村出土的“太昊举日”就是形象化的 “昊”字，又含“羲(曦)”字之意，表达由东夷民族首领而诞生演进的 “东方天帝”(青帝-青龙-青阳)的身份概念，实际就是化育万物的太阳神。郭里黄路屯出土的黄帝坐立伏羲女娲怀抱之中、交尾之上，生育、脱胎意味，先有伏羲女娲的草创然后才有中间完全人化的帝王。伏羲女娲相对而立举起金乌太阳为黄帝撑起一片天空，护佑着他的地位和成长。契合史载“黄帝生于寿丘(曲阜)”即东夷昊族部落，也与《周易》言“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的历史演进一致。这就不难理解郭里人祖庙中朝奉伏羲女娲之后还要再拜玉皇大帝，这块石刻为我们作出形象的回答。是将“三皇之首”的伏羲女娲与“五帝之首”的黄帝描绘在一起，底部衬托仙鹤献鱼，具有超时空的艺术构思，可谓史诗般的艺术经典之作。

　　图为邹城郭里伏羲庙(爷娘庙)遗址

　　羲皇庙的壮观
　　前文说两山夹一台，现在该说两山夹一庙了。郭里人祖庙位于东凫山西麓，爷娘庙村东，村庄也是依庙而名。史书及当地又称伏羲庙、伏羲女娲庙、羲皇庙，民间习称爷娘庙。经过同类庙宇的对比考察，此庙不仅是鲁西南，而且也是全国最大的祭祀伏羲女娲的古建筑群，突出具备四大特征：
　　第一，渊源有自，重修不断，明清达到高潮
　　始建于何时难以考知，迄今所见资料记载都是“重修”。明正统《重修伏羲庙碑》说：“左山(东凫山)西麓下有荒基，古碑记载伏羲氏之所祠，皆宋元时修复之记若干通，殊不见其有创始之由。”明万历《纲纪碑》也说：“太昊伏羲庙貌则见翠松参天，瑞烟笼盖，气象苍古，历代重修不知经几千百载矣。”明代《邹志》载“凫岭老树”、“庙前双柏”为“数千年物”，当地群众称“汉柏”，系1958年才砍伐的，可见推至汉代建庙植树顺理成章。甚至传说更古，尧王时期这儿就是祭祀伏羲女娲的场所，与泗河西岸龙山文化遗址——任城区祭祀女娲的凤凰台，近在咫尺，隔河相望。很可能凤凰台偏重于女娲，而羲皇庙偏重于伏羲，明万历《邹志》就说“人祖庙，祀伏羲，亘古今存”。
　　目前所记最早碑刻为唐太宗年间《玉皇殿题记碑》，立于玉皇殿前，题为“大唐太宗皇帝勒令重修尉迟敬德监工”;其次为五代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和北宋乾德二年(964)《重修伏羲庙碑》;接着金元明清蜂拥而至。可见唐初已有玉皇殿，而羲皇殿比玉皇殿要早得多，起码汉代就有 “庙前双柏”了;并且庙址始终未变，源远流长，香火不断;自唐宋开始，一般不逾百年便大修，小修更是经常不断，明末出现高峰，清初达到鼎盛，王母殿、玉极殿、三圣殿等均为清初高规格、高档次的大规模新兴建筑。
　　第二，规模恢弘，气势非凡，建筑艺术国内一流
　　不论学者还是村妇，不论黑皮肤还是蓝眼睛，只要身临其境哪怕是看它一眼，也会被它勾魂摄魄，心潮难平。这不是一座山野小庙，不是乡间土包子工程，而是立意高远、大气磅礴，具有皇家气派、圆明园的感觉，建筑艺术堪称国内同时代一流。尤其与富丽的自然山水、厚重的历史人文揉为一体，在孔孟之乡更显非凡与珍贵。
　　庙依山势，南北走向，合理利用山坡层面，呈上中下三路布局，以充分彰显每一处建筑风貌的立体视野。平面略成长方形，3米高的庙墙南北长约180米，东西宽约150米，连同庙前午门广场，共计占地4万平方米。各种宫殿楼阁42座，诸路神灵塑像1300余尊，碑碣300余块，古老树木900余株，其中最为古老而著名的是庙前 “凫岭双柏”和庙内“十八罗汉柏”。明末清初鼎盛时期庙内司祭道徒尼僧130余人。每年农历三月三、十月初一是祭祀人祖的盛大庙会，满山遍野难以计数。
　　如同天安门的缩影，庙前有午门广场，为众僧祭祀大典、官员巡访参拜以及庙会大型集中活动场所。午朝门前是清波溪，三道汉白玉栏杆的金水桥跨溪而建，桥前六面数丈高的黄龙火旗飘扬空中。主体建筑是西路的人祖殿，门匾上悬“人伦之始”，殿前甬道九级台阶，8根盘龙石柱凸显龙文化威风。中路的玉皇殿全由20根石柱支撑，世称“九十九间无梁殿”，金色琉璃瓦覆顶，内绘澡井，壁画神仙，显示高超的审美建筑艺术。
　　那时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只能靠肩挑人抬黄牛拉，这么众多高大的石碑、石柱从外地山上开采，拉运凫山，登上山坡，据说是在木滚道路上滑行的，筑立时是以 “土拥脖”的方式完成的。当一个个土丘“金字塔”筑起而又拆除之后，石碑、石柱才亭亭玉立，显露峥嵘。艰难宏阔的场面，巨大人力物力的付出可想而知。
　　第三，人祖为主，多元融汇，儒释易道集于一山
　　虽然庙分三路布局，但不是平分秋色;虽然儒、释、道、易与各路杂家集于一山，但没有喧宾夺主。可谓杂而不乱，次序分明;人伦统率，传统为主;多元并存，包罗宏富;和睦共处，相得益彰。既与“三孔”、“三孟”纯儒家庙堂不同，也与碧霞祠、灵岩寺、三清观等仙道佛僧有别，而是以当地古老悠久的原始文化为根基，突出祭祀纪念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女娲。正因如此，才铸就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与存在价值，才能满足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的需要，充分展现自然生态人文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正如《中庸》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其实，送子娘娘、泰山奶奶、西天王母，都是源于母族社会女娲崇拜的衍生体，具体而实际的中心议题还是祈子多福：生殖繁衍，子孙满堂;富贵平安，祛祸免灾。这始终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传统，也是世界每一个民族的共同祈盼。即使道家者流所立王母列仙《杏祥碑》，也莫离“忠孝源流”、“金母慈祥”的意义世界。再如，在东路区域瞻仰华佗殿、包公殿、海瑞祠等一系列圣贤清官的同时，还会看到阎罗殿中对罪恶的惩罚，以光明与黑暗的强烈对比，淋漓尽致地抒发和体现人民群众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追求真善美的爱恨情仇。
　　第四，历尽劫难，沧桑可辨，永久难忘的人间震撼
　　设计者的智慧，组织者的艰辛，民工们的劳苦，谋道者的虔诚，共同汇成坚执信仰的力量，积淀支撑、塑造装扮起人祖庙的壮丽。与此相反而痛心的是，毁庙者的野蛮与癫狂。据说故意毁庙始于清末光绪二十四年(1898)，当地土匪李福印率徒拆除前朝殿，将砖瓦木料运至“山堂”，占山为王。1929年西北军阀梁冠英率部烧毁庙宇的主体建筑，虽有乡民捐资修葺，但毕竟势单力薄，元气大伤。1958年“刮五风”，拆除的砖瓦、木材、石料以及金属制品，用于大炼钢铁、兴建楼堂馆所或农田设施，凫岭老树、十八罗汉柏及其绿荫遍野的树木就是那时砍伐的。不久便是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将此庙作为“四旧”和“牛鬼蛇神”横扫，各种残存的殿堂设施、祭器设备以及庙谱档案、文书经卷被焚烧洗劫一空。那些残缺不全的龙头碑额、碑座、香炉石案至今还散落在草丛瓦砾之中。支撑玉皇殿的20根石柱只剩下5根顽强地屹立着，固守着它的根基，呼唤着明天的再生。
　　虽然一片废墟，完全可以凭借原封未动的基础遗址恢复昔日壮观恢宏之象。有些流失的诸多构件尚有许多线索可以收回。欣喜的是此庙已被纳入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始引起政府与有关人士的关注。
　　纲纪碑的巍峨
　　据说全庙碑碣300余块，至今矗立原址的仅有4块，即明万历四十七年《三圣碑》、清顺治四年《杏祥碑》、清康熙丁未年《通宇碑》，现在重点鉴赏《纲纪碑》。
　　此碑为庙中第二大高碑，高9米，宽1.46米，厚0.4米，因镌刻中国历代帝王即皇统大纲本纪，所以碑额名曰“纲纪”，“山西按察司副使”邹人潘榛篆额，进士第邹县知县、河北束鹿人李凤翔撰写碑文，立于明万历四十五(1617)年。全文约2950字。历数盘古、三皇五帝，尤推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正式从夏代帝王纪历开始，一直截至当世明朝万历，共计载刻正统十三朝234名帝王年号及其在位时间，另附春秋、战国、王莽新朝、五胡归魏及辽、金之主。通史跨度之长，皇帝年号之清晰，在位时间之确凿，接续时代之谨严，镌刻文字之简约，为当时通鉴志书所无，在中国碑刻群中绝世无双，堪称中国皇统第一碑。
　　将碑文与史典对照可知，先秦帝纪明显宗依《史记》，所载几乎只字不差。汉代及其之后依据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及其续前补后或整理加工的《通鉴》系列，不能不为碑者严谨的纪年治史态度而折服，也不能不为鲜明的正统忠君思想而感叹。所载皇纲大纪基本与今之教科书一致，即使个别不同的地方，也不是讹误，而是精深考异、持之有据的另一种说法。
　　如周纪中与《史记》对照仅漏掉“悼王一年”，却是精审的选择，与今天《辞海》中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一致。再如，碑者“尊君父、崇正统”的原则尤其表现在三国问题上，《资治通鉴》未设三国，明显沿袭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设立《魏纪》七卷，兼记蜀、吴，这是司马光坚持“帝魏蜀寇”的“正闰之论”。而碑者明显站在朱熹《通鉴纲目》一边，直言申明“昭烈(刘备)汉室之胄亲承大统，因年以别其纪，附篡逆魏、吴之号”，即视蜀为汉统，魏、吴为篡逆，坚持“帝蜀寇魏”、“拥刘反曹”的立场。
　　中国之所以被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数千年稳定而持续发展，其贯穿始终的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儒家所总结并高扬的“大一统”。或者说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传统的国家，人有血统，族有族统，国有国统，统绪分明，正名尽责，各行各业万事万物讲秩序、讲正统，如道统、文统等等。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但不承认传统，也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无从谈到继承、创新和发展。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象征集中体现在最高统治者皇帝身上，中国历代历任皇帝的即位谱系，或曰帝王世系纪元，也就成为历代所纂的史纲要点。
　　古老恢弘的遗址，苍茫壮丽的凫山，向世人展开一部永远读不尽的教科书，永远难以名状的画卷。什么叫自然人文，什么叫中华文明，什么叫历史传统，什么叫美好信仰，答案不就浸透其中么!